不靠谱的盟友_法国_英国_德国


英国强烈支持就阿比西尼亚问题制裁意大利,法国为此不得不牺牲与意大利的友谊。在意大利和英国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时,没有哪一个法国领导人会犹豫,即使是像赖伐尔这样反英的人。如果背后没有大英帝国的支持,法国不可能打赢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同样,在1937年讨论加强“小协约国”彼此之间联系的可能性时,法国反应谨慎,原因之一是英国对法国在中欧的纠葛一直持谨慎态度,因此法国担心这可能使法国与英国的关系复杂化。

自从1919年克列孟梭为了不疏远英国而决定不推进法国对莱茵兰的主权要求以来,法英关系就一直是法国政策的精神支柱。然而,令人难堪的事实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年份里,英国始终拒绝对法国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军事或外交承诺。法国人发现,为了一个看似强大却并不存在的虚无缥缈的法英同盟,他们正在损害现有同盟的根基。因此产生的懊恼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法国人痛恨自己什么都要依赖英国人,但他们知道他们最终离不开英国人;而英国人痛恨的则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对法国的政策经常是出于同情,但他们知道他们最终不能让法国失望。

法英关系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偏见、谎言和两国彼此的回忆基础之上的。虽然两国一起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同时也留下了不好的回忆。1914年,英国远征军司令弗伦奇将军曾一度几乎要决定撤回英国。1918年3月底,法英关系也一度变得紧张。当时,德军突破了盟军防线,英法两军之间即将被撕开一个口子。英军的黑格将军要求贝当反击,以防止这一情况发生。贝当却拒绝了这一要求,他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巴黎。通过这一事件,黑格确信法国人的自私自利一点也没变;而贝当认为英军一直在寻找机会迅速逃往海峡港口。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完全抹去这些记忆。黑格在1919年评论道:“我不想和福煦或者一群外国人在伦敦的大街上参加任何胜利。”20世纪20年代,英国无法理解法国对德国复兴的无端恐惧,认为法国人是自找麻烦。劳合·乔治认为法国是“一个可怜的赢家”,而贝尔福却称:“法国人愚蠢得让人无法忍受……他们非常害怕被老虎吃掉,却还不停地去戳它。”20世纪20年代,法国保守派民族主义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是英国人的眼中钉。寇松勋爵有一次和他偶遇,感到特别难受,尖叫道:“我受不了那个讨厌的小男人。我受不了他。我受不了他了!”还有一次,他在巴黎北站和普恩加莱道别后,关上车窗就嘀咕了一句“你可以下地狱了”。工党的反法倾向甚至比保守党更甚。当法国在1923年派军(有些是黑人)进入鲁尔区时,菲利普·斯诺登谴责这种“莱茵河上的恐怖”—这些“野蛮人……带着强烈的性本能”直插欧洲的心脏。

20世纪20年代,英国把法国视为欺凌德国的恶棍;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又成了欺凌法国的恶棍,对法国越来越粗暴。1935年6月18日,英国与德国单独签署了海军协定,这一天恰逢滑铁卢纪念日!1936年3月,当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时,法国政府起初发出了好战的声音,但当英国明确表示不支持时,法国就悄然默认了。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国政府的最初反应是打算对西班牙共和政府施以援手,但英国明确表示不赞成,法国就同意签订互不干涉条约。到1938年,英国对法国的欺凌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英国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更是肆无忌惮地干涉法国内政。1938年4月,他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强烈反对任命约瑟夫·保罗-邦库尔为外交部长,原因是他反对绥靖政策(他曾戏称墨索里尼是“游乐场里的恺撒”)。保罗-邦库尔就没有被任命。虽然与捷克斯洛伐克结盟的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但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政府带头极力迎合德国对苏台德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讲德语的地区)的主权主张。张伯伦甚至都没有事先通知法国,就把朗西曼勋爵作为独立谈判代表派往德国;9月14日,他去见希特勒时也没有带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在那个月月末的慕尼黑会议上,达拉第和张伯伦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后来,张伯伦没和达拉第商量,又与希特勒进行了一次秘密会晤。

法国对受到如此傲慢无礼的对待感到焦躁不安。1935年担任总理的赖伐尔抱怨说,英国对待法国就像对待葡萄牙一样。对赖伐尔和法国舰队司令达尔朗上将来说,海军协定的签订完美诠释了英国这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个说法是波舒哀主教在17世纪英格兰皈依新教后所创造的]的名词。1940年,法国人肯定有这样的想法—英国动不动就牺牲盟友来跟德国达成协议,与其等着英国打败德国后再签订协议,法国还不如先跟德国议和。1935年,法英关系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低谷时期。也就在这一年,新闻记者亨利·贝劳德出版了著名的小册子《英格兰应该沦为奴隶吗?》。在简要叙述了从圣女贞德到拿破仑时代法国对英国的种种对抗后,他最后写道:“我说我恨这个民族……我再说一遍,英格兰必须沦为奴隶。”

尽管法国坚持说英国总是让他们失望,但事实要复杂得多。例如,现在回想起来,对莱茵兰的重新占领应该是阻止希特勒最后的机会,然而在当时人们却并不这样认为。1936年,法国军事将领们更担心的是被意大利疏远,而不是他们期待已久的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兰。1936年3月11日,外交部长皮埃尔·埃蒂安·弗朗丹在伦敦宣布,如果英国愿意提供帮助,法国就准备将德国军队赶出莱茵兰。当时他最怕的,应该是得到英国积极的回应。英国则给了法国一个什么都不做的托辞,让他们在既没有军事准备也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摆脱尴尬的困境。在慕尼黑,情况也多半是如此:如果可以指责英国,那么抛弃捷克人在良心上就会好过一点。

如果法国对英国如何让法国失望一直喋喋不休,那是希望这样能迫使英国以对未来做出承诺的形式进行补偿。因此,莱茵兰被德国重新占领实际上被法国政府视为一次机遇而非危机。但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任何承诺都有所保留,而且他们提供的条件始终低于法国的要求。在莱茵兰被德国重新占领后,英国确实同意举行会谈,但这些会谈仅限于武官之间的低层次的信息交流。直到慕尼黑会议结束后,1939年2月,英国才最终同意与法国举行高层人员会谈。从这个意义上说,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终于实现了法国20年来的夙愿。这种政策上的根本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1939年初的一份(假)情报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情报称德国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向西而不是向东。与此同时,英国人开始担忧,用1939年1月英国参谋长备忘录中的话来说,法国正被诱使“放弃遏制德国进一步扩张这项不平等的任务”。希特勒违背了他在慕尼黑所做的承诺,进军布拉格。此后,1939年3月30日,英国进一步向法国靠拢,承诺保障波兰的安全。4月,英国政府开始征兵。法国的东部盟友已所剩无几,但英国最终站在了法国一边。

双方正在努力增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早在1938年7月,乔治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就对法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这件事在当时得到了大规模的宣传。在巴黎市中心,几乎家家户户的窗户上都装饰上了英国国旗,公共汽车也挂着英法两国的国旗。法兰西喜剧院的一位女演员在广播里朗诵了一首《英格兰颂》;法国还发行了一套邮票,上面画的是从英国国会大厦和凯旋门伸出的两只手跨越英吉利海峡紧紧握在一起。1939年3月,法国总统勒布伦到伦敦进行国事访问。作为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客人,他被邀请参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的招待会。随后,法国演员萨卡·圭特瑞和英国女演员西塞莉·卡特奈姬等人表演了节目。气氛是真诚友好的。当然,一些仇法分子所说的不可理喻的言论也是在所难免,比如保守党议员“薯条”钱农,他把整个事件斥为是为艾登和丘吉尔这些“亲法国佬的男人”而安排的“法国佬周”。但即使是内维尔·张伯伦—他当然不是“亲法国佬的男人”—也对勒布伦的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娱乐表演节目让他狂笑不止,还不断地打嗝。1939年4月,由马塞尔·莱尔比埃导演的法国宣传影片《友好协约》在巴黎上映,博内和菲普斯也出席了。

20年的相互猜疑无法在几周内就彻底消除。 英国已经习惯于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法国,而且对法国一直抱有成见。 在他们眼中,法国政治是拜占庭式的,法国政客是轻浮的,整个国家是堕落的。 菲普斯评论说: “我很遗憾地说,诚实并不是一般政治家的强项,但没有其他法国政治家在场的情况下,从他身上探取到真相的机会要大得多。 ”这种傲慢的官腔甚至影响了像哈罗德·尼科尔森这样的亲法派。 他把1937年4月访问伦敦的达拉第说成是“拜访罗马元老院的伊比利亚商人……跟我们自己那些星光灿烂的大臣们比起来”。 英国的政治家中几乎没有几个人会说法语,除了知道艾克斯莱班或者尼斯这样的度假胜地以外,许多人对法国几乎一无所知。 在英法首轮参谋会谈时,没有译员在场。 甘末林的语速很快,以至于当时的帝国总参谋长戈特将军几乎没听懂几句,却还不时乐观地低声说着“同意”。

另一边,法国政治家对英国(和英语)的无知程度,甚至超过了英国政治家对他们的无知。“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一形象深入人心。1939年1月,张伯伦访问罗马时,达拉第向美国大使威廉·布利特吐露了他的心声,布利特又将其转达给了罗斯福:

他(达拉第)完全预料到了英国会背叛他,并补充说,这是英国盟友的一贯作风。达拉第接着说,他认为内维尔·张伯伦是一根干柴,国王是个白痴,而王后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为了保住英国王后的地位,她会不惜牺牲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他还说,他认为艾登是个年轻的白痴,他连一个英国人都不认识,却一味仰慕他们聪明又绅士。在他看来,现在的英国已经变得如此衰弱不堪。

达拉第经常这样向布利特倾吐心声,两人因此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但他与英国驻巴黎外交代表的关系一直不太好。菲普斯因为跟法国的绥靖派走得太近而名声扫地。他的继任者罗纳德·坎贝尔爵士于1939年10月接任,他的人品并不为人所知,不过他那相当冷漠的态度倒是很符合法国人对英国人冷漠和矜持的看法。

一旦从英国那里获得了虚无缥缈的承诺,法国的决策者们就对英国变得更加坚定自信。这一点在两国对意大利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法国向墨索里尼寻求支持的努力就从未完全停止过。1938年10月,法国最终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并向罗马派驻大使,从而消除了影响两国关系改善的障碍。但是,当意大利媒体发起了一场显然经过精心策划的运动,要法国把一些殖民地甚至还有一小块法国领土割让给意大利时,法国的希望顷刻之间破灭了。1938年11月30日,法国新任大使应邀在意大利议会目睹了一场喧闹的活动,集会的议员们都站了起来,高喊着“尼斯,科西嘉,突尼斯”。这似乎使任何让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划清界限的希望都化为泡影。然而,英国依然对此抱有希望,这就是为什么张伯伦要在1939年1月访问罗马,他们并不是意大利帝国野心的目标。英国向达拉第施压,要求他对墨索里尼多加安抚,结果遭到了拒绝。有些法国政治家仍然相信意大利可以被说服,但1939年3月以后,这就不再是官方观点了。一位部长轻蔑地说:“可以给他们一座码头,但不能再多了。”达拉第告诉菲普斯,意大利人就是一帮“匪徒”。尽管英国在7月又重拾这一问题,但达拉第却不为所动。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担心,达拉第正在变成另一个“普恩加莱”。在英国人看来,这可不是什么恭维的话。法国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反抗过英国了。

【摘自:《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英] 朱利安·杰克逊/著 魏本超/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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